我已经退休五年半，最近读到国中华文班的窘境，想起当国中华文老师的日子，感触良多。

我主要负责教导初中华文，这些班级大都是下午班，华文课安排在课程表外，学生必须提早到学校上课。由于课室不足，我们趁上午班学生去上科学或体育的时候借用课室。除此以外，我们也曾经借用科学实验室、生活技能室、美术室、会议室、家政室、电脑室等地方上课。华文老师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寻找课室。当上述地点都安排不到，食堂成为最后的选择，但那儿连黑板也没有，最不理想。

借用他人之课室，最忌学生偷吃糖果，把糖纸塞进别人的抽屉。有的比较顽皮，擅自翻阅别人的课本或笔记，甚至破坏别人之物。接到那一班学生的投诉之后，我必须找出罪魁祸首，严加惩罚，别让害群之马影响华文班的声誉。当然，那是极少发生的，绝大多数的华文班学生都是循规蹈矩的学生。

某次站在中六理科班的门外，学生出来之后，我们正准备进入，班长突然把课室的前后门都锁了。我们眼巴巴地看他们离开，尽管我以最犀利的眼光瞪着班长，他却若无其事地走了。中六理科班班长，也是学校巡察员，曾经是我负责的某学会理事，他却狠心把我们锁在门外，无视老师及他的学弟妹脸上错愕的表情。那一次吃闭门羹，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！其实，问题出于那天早上有的空课室发生财物失窃事件，副校长通过广播，通知所有班长，课室内若没人必须上锁，若上锁，她将严惩班长。我也不能责怪班长，他只是遵循副校长的指示，别无他意。后来，我们另外找课室，幸好有一间生活技能室没人，我们才有栖身之处。

生活技能科主任是我的老朋友，借用她的课室上课，我感到毫无压力。刘老师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与我联手负责学校的学生团契。课室的摆设与普通课室有些不同，黑板与科学室一样，有四个小黑板，必须拉上或拉下。课室摆设六张较大的桌子，可容六人，旁边设有洗手盆。这种课室格式，挺适合进行小组讨论，但是也有弊病，即使没有小组讨论，有的学生还在那儿“讨论”。

学校的会议室也是华文班上课的另一个选择。会议室有冷气设备，在炎热的天气，进入冷飕飕的会议室，感到格外舒适。由于其他老师也常使用会议室，我不能老是安排学生进来吹冷气。会议室有视听器材，老师们可以用电脑播放视频，这是多元化的教学方式，深获学生们的喜爱。记得我曾播放《超级演说家》参赛者刘媛媛的演说：《寒门再难出贵子》。我永远记得她说过：“我们家根本称不上寒门，因为我们家根本就没有门”。她的演说激励人心，听者无不动容。从寒门我联想到文化之门，我感到庆幸，我的学生已经找到那扇通往中华文化之门。

我们经常在科学室上课，特别是物理实验室，那是罗娜老师的地盘。每次在那儿上课，心理压力大，嘱咐学生千万别乱丢垃圾，也别把食物的残渣丢在室内的垃圾桶。多年以前，我也曾经“客串”科学老师。那一年，来了一位马大中文系的毕业生，我这个非中文系出生的华文老师被调去教中五的科学。身为科学组主任，罗娜老师质疑我的教学能力。以国语教中五的科学，对习惯讲中文的老师来说，肯定不容易。她说先给我一段时间适应，然后才进班观察，评估我的教学能力，我听了颇有压力。校长巡课时曾经在走廊驻足聆听我的教学，听我讲得头头是道，我偷瞄他一眼，感受到他对“跨界”老师的肯定。不久，同事廖老师申请长假，建议我去代课，教中三的数学及中四的英文。罗娜老师来不及进班观察，我已经改教数学和英文，她似乎对此事耿耿于怀。那一年，我一再“换角“，校长及其他同事笑称我多重身份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最喜欢当华文老师。后来我去报读开放大学的课程，主修中文，才名正言顺地成为华文老师。

除了科学室，早期我也曾经借用美术室上课。负责管理图画室的黄老师非常友善，相当支持华文教育，只吩咐我别让学生触碰那些尚未完成的作品，如粘土雕塑、油画等。我喜欢美术室的环境，中学时代我对美术颇有兴趣，可惜毕业之后便放下画笔，专注写作。文学与美术原是一家，有多位中国作家也是画家，譬如丰子恺、席慕容、冯骥才、刘墉等。黄老师与学生们把美术室布置得很有艺术情调，我一有空就欣赏挂在墙壁上的学生作品。虽非名家之作，将来他们若成为名画家，这些作品的价值也水涨船高。华文班的莘莘学子，也是尚未完成的作品，只要老师们专心培育，有朝一日，他们将成为华文教育的接班人，有的则在其他领域发展，成为国家的栋梁。多掌握一种语言是优势，何况今日中国已经崛起，成为经济强国，华文班子弟，前途哪会比不上别人？

虽然我们没有固定的课室，经常像母鸡带小鸡，游走在课室走廊，但这也不影响学生学习华文的热忱，让我感到欣慰。我相信多年以后，当他们想起中学时代的华文课，即使面对“飘泊“之宿命，也不向现实低头，这是难得的人生经历。经过风雨磨砺的树木，根基更加牢固，长得更加茁壮、挺拔，勇于面对生活中严峻的挑战。

最后，愿以郑燮的《竹石》与华文班师生们共勉之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“